国际箭联技术代表再战奥运:见证中国体育力量强大
08/26
08:54
东京奥运会归来刚刚结束隔离，郭蓓的残奥会之旅又要开始。作为东京奥运会、残奥会国际箭联技术代表，来自上海的郭蓓根本没时间回家，甚至没机会在外面多走一会儿，就将把房间里的行李再次打包，在8月26日与中国最后一批残奥健儿一起，乘坐包机前往东京，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两次出征奥运会，展现中国裁判、上海裁判的风采。
延续30年的奥运缘分
郭蓓曾是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巡视员，教育学博士，单就射箭领域而言，她也是中国射箭乃至世界射箭的“老法师”：原射箭上海队、射箭国家队运动员，上海队教练员，1987年起任国际射箭裁判，2001年起任国际射箭联合会技术委员会委员，亚洲射箭联合会理事，2013年起任亚洲射箭联合会副主席，现任亚洲射箭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射箭协会副主席……
运动员时期，郭蓓曾入选国家队准备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最终未能参赛。但在退役后，郭蓓换了一种方式圆梦，1992年起，郭蓓第一次以裁判员的身份参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自那之后，郭蓓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届奥运会，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更是作为国际箭联技术代表统揽全局。
技术代表的权威有多高？没有她的签字，一场比赛都没法开始。所以，通俗一点来讲，在射箭赛场上，郭蓓就是责任最重的那两人之一（该项目设两位技术代表）。她此次的主要责任是要确保奥运会比赛中技术方面规划和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有关比赛场地内（FOP）的技术事宜上，可以说她代表了国际箭联的最高权威。
“小到一张靶纸、一份班车时刻表，大到在技术层面对整个场馆布置的认可、对赛程的安排和调整，全都是技术代表要负责的事。虽然在一些事情上我也经历了从头开始学习的过程，但能在奥运会上获得认可还是很荣幸。”
不同寻常的五年准备期
从在2016年时就确定将担任东京奥运会、东京残奥会国际箭联技术代表，到此番真正履职，受新冠疫情影响，郭蓓经历了较寻常模式更久的五年准备。
除非选手已经站到起射线上引箭待发，不然，无论是在训练时、赛前热身时、靶前拔箭时还是计分时，运动员都应当佩戴口罩。原本在排名赛阶段，是两名选手打一个靶，后来为了安全防疫，变成一名运动员对应一个靶，于是赛场的靶位数就从32个增加到了64个。由相对高风险国家或地区入境日本的队伍，他们在观察期内虽可进入场地练习，但会被请入一块相对独立的靶位区，且如安放靶纸等常规环节需由他们自己去完成。
“从我们技术代表的角度，事先要做好规则和预案，比方说抽签之前如果出现（新冠）阳性怎么办？抽签以后、比赛开始了、刚刚打完排名赛还没有打淘汰赛，发生了阳性又怎么办？这些全部都要落实到纸上，不同的阶段（出现阳性）有不同的预案。另外包括现场的消毒等，都需要事先制定非常细致的规则。”
“测试赛的时候，我们奥运会选手和残奥会选手曾经同时进行，赛场的线路、霸位、靶纸这些细节，我们都考虑到了。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残奥会，我们很有信心。”郭蓓说。
疫情下的盛会更紧张更团结
本届奥运会开幕之前，国际奥委会修改格言，在“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加入了“更团结”。郭蓓坦言，东京奥运会她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更团结”。
“一位来自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的女运动员在拔箭回来的路上中暑倒下，临近靶位的其他代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纷纷跑过去，有的用冰袋敷她的前额，有的用伞为她遮阳，有的用毛巾为她扇风。大家都非常团结，很令人感动。”
本届奥运会虽然没有观众，但令郭蓓欣慰的是，射箭比赛并没有因为疫情影响而影响成绩。“有一天，有5场比赛都打到了附加赛，也就是一箭定胜负，场面非常紧张、刺激，激烈程度不亚于往届奥运会，达到在疫情下也要坚持开奥运会的初衷。”
而且，射箭没有出现一例阳性，也没有一例密接者，“这跟我们整个防护很到位有关系。”
见证中国体育力量愈发强大
从1992年首次作为裁判出现在奥运会赛场，到如今作为技术代表参加奥运会，郭蓓一路见证了中国体育力量的愈发强大。
1992年在巴萨罗那第一次当奥运会裁判，郭蓓坦言那时候的感受是紧张和忐忑，“我记得一个老裁判跟我说过，奥运会对裁判来说，可能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或者唯一的一次，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视。”
彼时，奥运会赛场上的中国裁判还不多，但现在现身奥运会的中国裁判越来越多，甚至奥运会上来自上海的裁判力量也愈发壮大，“东京奥运会的技术代表和裁判员里，包括我在内有6、7个人来自上海，在我的印象中，这应该是历届奥运会上人数最多的一次了。”
除此之外，郭蓓印象深刻的是，即便有疫情影响，奥运赛场上的中国面孔、中国声音也越来越多，“以前的奥运会，会讲中文的志愿者很少。但这一届，我们上海、杭州、福建，还有两个台湾的女孩子，他们在技术部、媒体部等部门工作，也是我们国家强盛的一种表现，也让我们工作之时感觉很亲切。”
体育组织更要增强话语权
在郭蓓看来，有些项目是第一次进入奥运会，中国就有裁判去参赛，体现出中国的实力，“比如这次空手道第一次入奥，我们上海的马俊婷就是裁判，这就说明中国的实力，因为我们的大赛多，裁判人员的培养上能跟上。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体育从大到强，国家做了很大的努力，裁判个人也获得了很好地成长。”
“我们国家也很重视裁判的培养，最早我们国内没有国际大赛，当时的国家体委就派我一个人到得到去执法比赛，大使馆的人当时感觉很奇怪，你怎么一个人就出国？”
这些年，中国裁判员在国际大赛上的表现也得到极大认可，“我们裁判员出去展示了中国裁判的形象，在积极地推动体育项目的发展方面，做了应该做的贡献。”
在郭蓓看来，背后的原因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首先是国家强大以后，有更多的平台培养这些裁判，把裁判们送出去参加培训，这在以前很少，就以我个人作为裁判的成长经历来讲，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次在国内举办的国际赛事越来越多，给我们中国裁判登上国际舞台创造了很大的便利和机会，尤其在上海，比如射箭世界杯从2006年开始在上海举办，一直至今，大概有300个国家级的裁判来上海参加过上海射箭世界杯的比赛，这些裁判得到的锻炼越来越多。”
中国裁判在国家赛场上的力量越来越大，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体育的话语权越来越重？“其实真正地要体现话语权还不单单是在赛场上。”郭蓓分析道，“恐怕更重要的是要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更多地参与对规则、对器材的修改以及制定。”
红色魔都之纪念会址
